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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仁文:環境污染犯罪治理研究的四個轉換

發布時間:2020-06-22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劉仁文

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生態文明建設被納入“五位一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環境治理在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的地位日益凸顯。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懲治和預防環境污染犯罪,助推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機制現代化,成為刑法學界肩負的重要使命。


近些年來,河北大學馮軍教授及其團隊一直致力于環境污染犯罪的研究,相繼出版了《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研究》《環境犯罪刑事治理機制》等專著。最近,他們又在同名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結項成果的基礎上推出了《環境污染犯罪治理問題研究》(法律出版社出版)一書,在全球治理的視野中對環境污染犯罪治理所涉及的刑事治理和非刑事治理問題進行了系統研究。筆者以為,這本著作最重要的學術價值在于實現了環境污染犯罪研究模式的轉型,即從關注環境污染犯罪的制裁轉向環境污染犯罪治理問題的探索,具體體現在以下四個轉換上:


一是在研究理念上實現從人類中心主義向生態中心主義的轉換。在環境污染犯罪治理的歷史進程中,出現了人類中心主義和生態中心主義兩種不同的治理理念。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受人類中心主義治理理念的影響,我國的社會發展重視經濟增長忽視環境保護,刑法介入環境污染治理的范圍和作用非常有限,導致環境污染持續惡化,增加了社會發展的成本。中央提出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目標后,要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進程中盡快補齊“環境污染治理”這個短板,下大力氣改善生態環境,提高環境質量,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作者由此認識到,由于缺乏對自然環境獨立價值的充分尊重,以人類中心主義為核心的環境污染犯罪治理理念已經不符合時代發展的要求,必須與時俱進全面確立生態中心主義在環境污染犯罪治理理念中的核心地位,以提升生態保護能力為價值導向,完善環境污染犯罪的治理體系和治理機制。


二是在研究思路上實現以制裁為中心向以治理為中心的轉換。犯罪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在國家治理的范疇中,較之于犯罪懲治,犯罪治理更符合國家治理的要求,而犯罪治理不僅在于有效地懲治犯罪,還在于有效地預防犯罪。鑒于此,作者認為,對于環境污染犯罪,不能片面追求刑事制裁的壓制效應,而是要注重以各種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建構來形成規則,并通過政府與社會的密切合作來協同治理,有效預防嚴重環境污染,將環境污染犯罪控制在社會可以承受的水平。


三是在研究視野上實現以本土治理為視角向以全球治理為視角的轉換。環境污染犯罪嚴重威脅著人類社會的生存和發展,對人類社會共同利益造成了嚴重侵害,所以將環境污染犯罪作為一種嚴重的國際犯罪納入全球治理的視野,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環境污染犯罪的有效治理需要不斷加強國際合作,促進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基于這一認識,作者在構思上除了立足本土環境污染犯罪治理的經驗與實踐外,還在全球治理的視野中展開研究。如作者建議參考有關國際公約的規定,借鑒國外立法模式多樣化、危險行為犯罪化、追訴機制創新化等有益經驗,完善我國環境污染犯罪的立法體例、改進相應的追訴機制和審判制度;此外,作者還建議充分借鑒國外制定多層次法律規定、擴充環境保護行政職能、提高公眾和社會組織的環保參與性等好做法,完善我國環境保護法律法規、改進現行環境管理體制以及進一步推動環境公益訴訟等。


四是在研究對象上實現以刑事治理為主向刑事治理與非刑事治理相結合的轉換。環境污染犯罪治理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治理功能輸出的最大化有賴于作為系統因子的各種治理手段的規范和協調。本書基于系統治理的原則,將環境污染犯罪的治理分為刑事治理和非刑事治理兩大板塊。在刑事治理方面,作者著眼于環境污染犯罪的類型多樣性、認定復雜性和損害后果難恢復性等特點,提出刑法介入早期化、罪名設置具體化、制裁目的綜合化和罪案處理特別化等主張,即在刑事治理過程中,不僅追求制裁的準確性與規范性,同時也注重對生態環境的早期保護與恢復效果;在非刑事治理方面,作者主張堅持社會共治模式,遵循和落實早期治理、源頭治理、綜合治理和依法治理的要求,按照環境利益優先原則調整和完善現行非刑事治理體系,通過非刑事治理體系功能的充分發揮,最大限度地壓縮污染環境行為的生存空間,阻卻一般污染行為向嚴重污染行為的轉化,有效地預防環境污染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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